突然从朋友的电话中听到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心中一惊。我刚刚看完自己写的《反传奇——解析{倾城之恋)》一文的校对稿，而且就在一个月前，还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和胡忠图书馆查阅、复印内地找不到的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的一位马来西亚小姐朱玉风托我影印的，她正着手编辑一本张爱玲海外研究资料集，内地有两家出版社都希望出版这本书。我自己的文章则是应我们研究室主任黄修己教授之约而写的。他参与北京和平出版社一套“名家析名作”丛书工作，主编《张爱玲作品赏析》一书，这套丛书中已经出版了的部分包括鲁迅、闻一多、林语堂、张天翼、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等。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张爱玲，好像一直还是和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一个名字，却没有想到，当我们越来越走近她的作品时，她却正在启程远行，渐行渐远，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熟知的，多半是几十年前，年轻、火热、机敏、才气逼人的张爱玲，而与此同时，张爱玲早已在她生命的另一阶段，她做翻译、做研究，深居简出，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避不见人。再听到电话中朋友说及张爱玲去世的情景，心中又是一惊，死在公寓中的几天后才被发现，不能不说是孤独的死，让人想起张爱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没有核对原文，不敢加引号。)不过，话说回来，孤独的死就一定不好吗?在陌生人面前受尽死前的难堪、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就好么?与亲人恋恋难舍最后迫不得已或无知无觉撒手归西就好么?死总是孤独的，如此说来，孤独的死，仍不失为体面的死吧。况且张爱玲的小套房里，没有家具，起居都在一张精致的地毯上。睡过地毯的人都会明白地毯与床的区别，睡床起床容易，睡地毯起身费劲多了。谁又知道张爱玲是不是早做好长睡不起的准备了呢?她生得令人称绝，至死依然，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个“苍凉的手势”。
    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很晚，我上大学时是七十年代，“文革”还未结束，根本看不到张爱玲的书。不过我仔细回想，还得说连听都没听说过张爱玲。知青时代，我们在村庄里，流传过狄更斯、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中国现代作家我们传看过茅盾、夏衍；而这两类作品中绝没有张爱玲。现在想来倒不奇怪，她远居海外，她压根儿和我们就不在一个世界似的。当然，狄更斯们也是海外作家，可解放后仍印他们的作品，“文革”时才不印了。张爱玲与狄更斯们不同，又在于她仍是个中国人(在族籍的意义上)，她的作品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与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作品差不多时候开始被大量印行的。
    我不知道张爱玲，缘于无知，“文革”中又失学。但在我念研究生的那一届学友中，注意到张爱玲的则不乏其人。一个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赵园，她写了《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其中谈到：“《传奇》十篇，……毕竟是一扇窗子。希望一窥现代文学全貌的研究者，固然不应废弃这窗子，而欲认识历史、认识生活的读者，也不会拒绝利用这个窗口。”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一九七八年入学，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不少人论文都是做的翻案文章，要为作家翻案，多是从强调作家作品的认识价值人手。赵园的观点今天看来不新鲜，可是在八十年代初能指出这一点却已不容易。不容易在于，假如给巴金翻案，至少巴金的爱国爱人民是毋庸置疑的，而张爱玲，她的情形全然不同，又还写过《赤地之恋》和《秧歌》。时至今日，张爱玲的作品在中国有多种版本发行，光是《张爱玲文集》就有安徽文艺和海南一家出版社两个版本；最近，她的《红楼梦魇》又作为《张爱玲文集补编》初版，但《赤地之恋》与《秧歌》却未被重印过。文学史教科书在提到张爱玲时都会说这是有“明显政治偏见”的作品，但如何偏见法，本来也是让人见识一下才好。顺便说到，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在中国出了多种，她的稿费该有不少，只是不知道是否都转交给她或她自己指定的代理人了。
    赵园是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青年学者，她的文章比原来写《遥寄张爱玲》的柯灵先生还要早两年，后来收人她的论文集《论小说十家》。在重新认识张爱玲的过程中，傅雷早期的文章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几乎成为重新评价的起点和基调。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们同届学友到北京、上海、广州访学，同学中有一位金宏达先生到处找一九四四年五月的《万象》，找那篇署名迅雨的文章，后来他在硕士论文《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中也用相当篇幅论述了张爱玲。大约在一九八六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瑶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赏析》三卷本，其中附在张爱玲《金锁记》后面的评论文章就是他写的。他在文章中尤其突出了张爱玲在海外获得的评价。大约也是在那个时期，北京图书馆已能购进海外出版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为张爱玲辟专章，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说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金宏达肯定是在中国内地推广张爱玲作品用力最多的人，他与于青女士编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     (安徽文艺版)，又编辑了《张爱玲作品研究资料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后一本书中收有海外若干专家如水晶、唐文标、陈炳良先生的代表性论文，上市之后，销路甚好。记得去年圣诞，我去给成人补习班上课，路过广州北京路那家新华书店，看见这本书，几天后再专程去买时，已经卖完了，于青女士近年来出版了张爱玲传记《天才奇女——张爱玲》，此外我看过曾在南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余彬写过的一本张爱玲专论。这些有关张爱玲的作品与研究集，在书店里都很受欢迎。对于今天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张爱玲早已不是陌生的名字。从本科作业与研究生硕士论文的选题来看，张爱玲被选择的频率是上升趋势。
    看过一些评论张爱玲的文字，印象中最生动的，还得数胡兰成。在内地不容易看到他的书，但他写张爱玲的一篇文章收入一本作家谈作家的小书中，看到后就觉得这个人果然能写出张爱玲的神韵，那样多不着痕迹的比喻，那种别具一格的文字风格，真是独立特别堪比张爱玲。只是有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是这个胡兰成，在他的《评张爱玲》一文中，两次提到“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首最悲哀的诗，这诗是悲哀，但我不懂的是，查了几种《诗经》选本，原来都是“与子成说”，只有范柳原，才念成“与子相悦”，而张爱玲本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这诗时，也是“与子成说”。相悦与成说，到底是不同，前者言两情欢好，后者重盟誓，包括对婚约的承担、责任。胡兰成，到底只是与张爱玲相悦一时，却不守成说，而张爱玲与他分手的话，就十分令人感觉沉痛了：“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的感情悲剧，对女性主义者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有探讨潜力的个案，不过，我想说的是，胡兰成的文名，恐怕还更多地借助了他与张爱玲的传奇，也许，没有张爱玲的激发以及公众对张爱玲作品的喜爱，他将只是萎谢罢了。
    如今，在文学生活与对话中，常常会遭遇张爱玲。香港作家也在讨论香港都市形象——都市文化的认同与距离时，就引了一段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中的话，表明中国现代作家置身于都市的敏感和回应：一方面是留神的注视，一方面是微微的嘲讽。看过台湾作家三毛的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再看张爱玲的《私语》，曾发现十分类同的情境。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小说《盛世恋》、《双城月》，向张爱玲遥致敬意和对话；施叔青的小说，不止是《愫细怨》移用了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名字……以至于我的一位朋友李今决定以《张爱玲的传人》为题做一研究，并将之纳入她的博士论文。关于张爱玲与台湾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传承变异关系，近日我读现在美国任教的汉学家、评论家王德威先生的小说史论著《小说中国》，读到《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一文，其中对“私淑张腔”的作家“师承有自，各擅胜场”有精当的分析，但作者也指出，张爱玲变成一种模式后，也有负面影响，成为某些作家的负担。在台湾持续不衰的“张爱玲热”或“旋风”中，这声音确是值得想一想的。
    我自己的职业和环境，使我遇到各种不同的张爱玲读者，有人像我一样，觉得张爱玲的作品给人阅读快感，喜欢张爱玲作品中繁复的细节，层出不穷的比喻，还有对人心的入骨描写。我甚至还认为张爱玲散文更甚于小说，小说不是篇篇都好，但散文则好的居多。张爱玲谈书、谈音乐、谈跳舞，还有《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这些谈文化、风俗的散文最是可观，其中不止是妙语连珠，还有丰富的知识和分析性特点，不是光凭才气写就写得出来的。但我有另一位小说写得特别好的朋友则表示，他很不喜欢张爱玲小说，他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患有意志软弱症，她还有许多追随者，这类作品读后给人一种缺少中枢神经的感觉。他表示对中国文学中此一种传统甚为反感。我以为张爱玲比起许多中国作家来，已算是有脑子的，他认为比起世界上许多文学大师，比如拜伦、托尔斯泰、卡夫卡，她的作品不表达任何意志。这或许是另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分析我们的文学传统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张爱玲本人是已远离我们这个喧嚣的尘世了，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她在世时出版的最新的一部作品《对照记》莫不是一个从容设计的告别仪式，是告别、也是纪念，她给读者留下了最私人的纪念品——私人照片与回忆。谁说张爱玲是避世的呢?她难道不是一直借作品对读者推心置腹吗?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斯人已逝?在生活中，在作品中，在文学史中，我们注定还会时时遇到她，谈到她——张爱玲。
(原载1995年9月17日香港《文汇报·文艺》)